一把摩挲光滑的手术刀、一套记录超声影像的“幻灯片”、几十个泛黄老旧的“小本本”……

在各医院的院史馆里，这些小物件成了无价宝藏。它们承载着一段历史，书写着一段传奇。凝聚着医者百年如一日的精诚坚守，见证着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恢宏壮丽。

一部老式电话，一个小本本，一把钥匙，却是医者最质朴初心的坚守

(资料图片)

北京协和医院院史馆一隅，摆放着这样一部老式电话：陈旧的表盘、磨损的听筒、斑驳的底座，昭示着它历经沧桑的洗礼。

它的主人，正是北京协和医院原妇产科主任林巧稚。在她82载的生命中，曾有过无数光鲜的头衔：著名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万婴之母”……然而林大夫对自己的定位，却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

林巧稚长期和床头的一部电话在一起，但凡医院有棘手病例，非她不可时，就会通过这个电话找到她。她曾说：“我唯一的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

林巧稚床头的电话。北京协和医院供图

几十年来，这部床头电话把林巧稚和病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根据北京协和医院提供给健康时报记者的史料显示，1962年，林巧稚收到一名孕妇的求助：“我是怀了第五胎的人了，前四胎都没活成，其中三胎，都是出生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方百计地救救我腹中的婴儿……”

新生儿溶血症！作出诊断并不难，问题是这种病当时全国都没有治愈的先例。她遍查资料，彻夜难眠，茶饭不思，最后决定试一试。最终，中国第一例新生儿溶血症手术成功了！

为了铭记林巧稚和协和医院的救助，这对父母给孩子取名“协和”。

半个多世纪后，林巧稚早已不在人世，而那位母亲依然对林大夫充满感激：“整整7天呀！林大夫就不离开孩子，特别辛苦。”

林巧稚（左一）怀抱国内第一例成功抢救的新生儿溶血症患儿。资料图片，北京协和医院供图

作家冰心老人在《悼念林巧稚大夫》一文中这样写道：“她是一团火焰、一块磁石。她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极其丰满充实地度过的。”

这样的“老物件”，在北京协和医院的院史馆内随处可见。在展柜里，整齐地摆放着几十本巴掌大的“小本本”，他们的主人正是协和医院内科老主任张孝骞教授。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每看一个患者，就记下姓名、病历号码、主要诊断特殊病情。遇到疑难病例，他随口就能指出某年某月某病房某患者与此类似，似乎从未离开患者身边。

张孝骞的“小本本”。北京协和医院供图

从医六十多年，他用上百个小本子记录了患者的点点滴滴。一些曾与他共过事的大夫始终记得当年的情景：他总是歪着头，眼睛凑近小本子，仔细地记录。晚年的张孝骞右眼几近失明，左眼一米以外就看不清人，每天要靠扩瞳药物维持视力，但仍坚持做笔记。他小心吃力地记着，字还是不知不觉写串了行……宁静的灯光照着他的白大衣，照着他衰老的背影，照出的不像一位权威医生，反倒像个认真听课的小学生。

张孝骞（左三）为患者查体。北京协和医院供图

北京协和医院收藏了一把神奇的总钥匙，一把钥匙能开启全院所有房门。除了总钥匙，还有能开启本幢楼所有房门，但无法用于其他楼的分总钥匙。总钥匙和分总钥匙由专人管，在夜间值班或其他紧急状况下可以打开任何一个房间，这样既安全又有秩序。协和总钥匙历经百年风雨，至今仍由总值班室保管使用。

北京协和医院供图

根据北京协和医院提供给健康时报记者的材料显示，有一个鲜活的故事被记录了下来：1985年，一个酷热难耐的凌晨，张先生（化名）在救护车急促的鸣笛声中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急诊。他腹痛难耐，捂着肚子直不起身来，急诊医师判断这是急腹症。

为寻找腹痛的原因，张先生急需接受腹部超声检查。医院另一头的青年员工宿舍里，正在熟睡的超声科戴晴医生接到电话，请她来为张先生做急诊超声检查。原来当晚值班的医生家里急事赶回去了，临时请她代班协助处理急诊病人。戴晴三步并做两步赶到急诊超声检查室门口，才想起来，检查室唯一的门钥匙不在她手里。急腹症的病人必须马上处理，病情随时可能恶化，发生穿孔、甚至休克。

看到已经坐在门口等候的张先生，戴晴突然想起来，总值班室就在楼上，借总钥匙是最快的解决方法。她匆匆跑到总值班室说明情况，夜总值班王金龙立即带上总钥匙陪戴晴前往检查室打开了门。张先生顺利地做完检查，诊断是急性胆囊炎、胰腺炎。近百年来总钥匙的救场为许多像张先生这样的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这些老物件，藏着医学的过去和未来

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院史馆内，一套从德国漂洋过海的手术器械被放置在院史馆院士专区。铜制铁盒内，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手术刀具，盒子上方张贴着一张中文的标识。

这套手术器械是如何来到这里的？这还要从上世纪说起。

裘法祖院士的手术箱。同济医院图

根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向记者提供的材料显示，1946年，裘法祖毅然放弃在德国的生活，带着妻儿踏上了回国的海轮。海轮上，一名乘客肝脏破裂，生命垂危。裘法祖正是用这套手术刀为患者实施了肝脏缝补手术，成功将其从死神的手中抢了回来。

这套在船上救人的手术器械，是裘法祖随身携带的德国产手术器械。每一把器械他都用心编号，并翻译成中文一一对应。回国后，他用自己的这把“宝刀”，创建了几十种新术式，在外科领域广泛推广应用。从医70余年，裘法祖施行手术无数，却未错一刀。

院史馆内，时常会有后辈在裘法祖的手术箱前久久驻足，似乎是在汲取某种力量。那一把把小小的手术刀，划开了中国外科手术的一个时代。

时代更迭，岁月沧桑，历经洗礼，同济医院院史馆留存至今的馆藏历史、学术和文物价值益发凸显。

“一口木箱，一段记忆”，1928年，同济医院病理学海涅教授担任宝隆医院时期病理研究院负责人直至1930年返回德国，这口樟木箱子一直跟随他。2010年，海涅教授的家人将箱子赠送给同济医院院史馆，这口箱子也从德国再次回到中国，至今保存完好。

“一张奖状，一种追求”，1941年春的一个晚上，四川宜宾中学的学生们按惯例“打牙祭”，37人突然出现呼吸困难、身体软弱无力的症状。该校急邀同济大学校医唐哲教授和医生前去救治，判定是食物钡中毒，立即用芒硝（含有硫酸钠）治疗，使众多学生转危为安。

后来经医学院杜公振、邓瑞麟教授反复进行动物实验，确认了在四川危害多年并被称为痹病的地方病，即含钡食盐引起的氯化钡中毒。

时任同济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李化民教授随即发表《痹病》作出科学解释。

此科研成果所发表的《痹病之研究》，获得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学术发明一等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史馆内珍藏的一套老式“幻灯片”，则是中国超声医学的历史见证。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医学教学条件艰苦，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临床教学，中国超声心动图学奠基人王新房教授用胶卷相机拍下了重要的超声影像资料。

其中，有张特别珍贵的幻灯片，记录的是双氧水心脏造影检查，这是王新房拿自己做实验才获得的重大医学突破。

那个年代，国内外观察心脏病变多用靛氰蓝绿作为造影剂，但价格昂贵、准确性不高。王新房发现，双氧水在血管中能产生氧气泡，于是决心研究双氧水作为造影剂，监测心脏血流的可能性。

人体实验环节，王新房亲自上阵。面对亲属的担忧，王新房笑着安慰他们，“我研究了这么久，心里有数，让我来吧！”经过3次剂量不同的注射，他最终确定了双氧水造影的相关数据。最终，王新房发明了“双氧水心脏声学造影法”。

该方法是超声心动医学的重大进展。其后，该造影法在国内外广泛应用于临床。这是世界超声心动图学的重大突破，很快在国内外广泛应用，因为在超声医学领域的卓越成就，王新房教授三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医学博物馆要百花齐放”，现代医学博物馆目前依然稀缺

医学博物馆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医学文化和健康文化的塑造者。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建一个中国结核病博物馆。

一路走来，可谓诸多不易。“结核病博物馆建设至今，一直是我一个人在战斗，这个概念太小众了，很多人都不理解。”李亮向健康时报记者透露。“很多历史资料是可遇不可求的，很多关键资料可能需要收集很多年才能够找到，这也让我时常陷入迷茫。”

“我国的医学博物馆仍然是非常稀缺的存在，亟待进一步建设与发展。”李亮告诉健康时报记者，现代医学博物馆的发展要百花齐放，既要有兼顾综合性和全面性的大型医学博物馆，也要有兼具特色性和专科性的微型医学博物馆，相关政策和扶持也要跟上来。

除了收藏意义，医学博物馆也应注重研究和教育功能的拓展。

“医学史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医学的本质、把握医学和社会的关系，还有利于推动医学教育的改革。研究医学史需要依靠档案、史料等文字记载材料，也需要实物的收藏、研究和展示。”在2023年4月举办的首届北京大学医学博物馆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如此讲述。

同一场活动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也肯定了现代医学博物馆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现代医学博物馆作为承载医学文明的外在表达，应担起推动医学发展的重任。要广泛搜集和记录专家和名家的历史，因为任何行业都需要引领者。

李亮说：“一个机构或者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应加强这方面的协作配合，才能让医学博物馆的发展更加健康和顺利。医学博物馆的建设注定无法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一定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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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田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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